落后登山救援体制的牺牲者

　　送别山友庄东辰

　　何以经验丰富的老庄竟然倒在如此初级的训练活动中?

　　难道不应反思我们长期忽略的登山救援系统的缺失与落后吗?

　　文/王 巍

　　2005年5月4日下午，山友庄东辰博士身体不适而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在海拔4900米左右，一头倒地而仙逝。前一日，我在向一位新的山友介绍庄博士时，还打趣地称，此兄只能称博士，不能称老庄，否则会误以为是大师转世了。庄博士立即故做深沉状，颔首一笑，自道“正是山人也”。此情此状历历在目，而庄山人却皈依道门了。

　　从拉萨回京的途上，终于看到了各路传媒纷纷报道老庄登峰遇难的消息。正如中国的特色，尽管大家都打着“经多方求证”的幌子，内容却显然出于一家。不外乎三点：其一，老庄是带病登山，力竭而亡;其二，此人为证券奇才，不免天妒;其三，登山风险极大，好自为之。于是乎，各家摆出一副慈悲姿态，规劝诸位山友慎言审行，重新检验奋斗目标。

　　我等十数山友，曾在庄博士遇难处泪别启孜峰，发愿“老庄与雪山同在，老庄与山友同在”(方泉拟词)。然回京三日，在众口一词的传媒渲染下，共同经历生离死别的山友们也不免狐疑起老庄登山的人生价值了。这就是现代商业传媒的力量，只有新闻的煽情，没有人努力发掘事实，更少有人关注老庄的内心体验。逝者如斯，生者如尔，宁不怆然乎?

　　落后登山救援体制的牺牲者

　　我与老庄相识多年，更有多次一起登山的体验。就在这次登山前，他约我一同到可可西里盘桓两周，但我有商务在身而却步。旋即他又与新疆的一个登山俱乐部联系，准备在7月份约集6个队员一起去慕士塔格峰看看，甚至他还不时地觊觎着珠穆朗玛的山顶。这样年轻的心灵，这样饱满的激情，何以简单的以长期抱病就轻轻带过?他曾攀登过多座雪山(庄东辰曾先后登顶四川海拔5454米的四姑娘山、海拔5895米的非洲乞力马扎罗峰等高山)，也经历过多次疾病的威胁，何尝不是高度关心自己的身心状态，同时也常常叮咛山友自我约束。远比老庄身体状态更差的人都可以登上珠峰，何以经验丰富的老庄竟然倒在如此初级的训练活动中?难道不应反思我们长期忽略的登山救援系统的缺失与落后么?当然，这是制度因素，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老庄的去世应当成为检点体制的起点，而不是老生常谈地归咎于街谈巷议般地描述。

　　商业登山不同于业余登山，服务条件与安全保障是必要的前提。我们习惯于陶醉在为国争光的奋斗精神和革命加拼命的登顶目标，领导关怀和社会救援成为温暖但空洞的保障。老庄与我等山友之所以加入国家级商业登山团队，正是寄托于可能更好的生命保障体系和更为科学的市场运作机制，这当然不是个人逞能式的英雄主义情结。问题是，我们所依赖的科学登山体系是否值得信任。近年来一系列的山难事件都在顽强地、子规啼血般地拷问这个掌握在权威手中的答案，而广大的山友始终没有话语权。在传统的体制下，成者归功于英雄，败者归咎于弱势已经成为规则。对于普通山友而言，“明知不怨东风，奈不怨东风却怨谁”?

　　在市场机制中，权利与责任是同样重要的契约要素。双方都清楚地理解，要获得登顶的喜悦和利益，就要承担不凡的风险和代价。我相信，老庄有灵在上，他不会因此而否定即将形成的中国登山运动的大潮(如同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样)，不会同意传媒关于他带病登山的偏见，而是高度关注正在形成的商业登山体制与传统的业余登山运动的更替，以自己的牺牲来启发一个新的时代。正如山友王克明所说，老庄应当是中国的马洛斯(英国登山家马洛斯是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人,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登山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另一个山友王育琨则更景仰地称老庄有更高的境界，因为老庄曾在遇难前讨论中国登山救援体制落后的话题时，认真地将其比作中国初级的资本市场，指出：“只有一批人牺牲掉了，人们才可能认识到差距，才可能产生新的体制”。现在，老庄意外地完成了他的预期，我们的责任呢?

2005-05-22 18:45